(Reprinted from FT Chinese 23 March 2015)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 柯成兴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就在不久之前，我的前辈和同事还习惯性地认为，我们只需研究美国政治经济生活的运作就够了，因为普遍主义者在这方面的成功堪称典范。仅有的例外情形要么太过特殊，要么规模太小，而且差不多注定是不可持续的。
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已发表了逾四分之一个世纪，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亚洲奇迹之谜》(The Myth of Asia’s Miracle)也已发表了逾20年。然而，如今这些普遍主义的观点都已不再那么有说服力。相反，在西方经济体自诩的“大稳健”(The Great Moderation)时代崩盘六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正在反思一个问题：“人们将愈发注意到欧盟和美国政府的功能失调，原因是（他们还存在一种）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担忧：眼下存在着一种亚洲替代模式”。
就在今天，最早勾勒这一替代模式的独立思想家李光耀(Lee Kuan Yew)去世了。他以恢弘的愿景和强大的政治领导力，把一个遍布沼泽的热带岛屿建成一个大都市，不仅拥有清廉、精巧、高效的公共部门，还享有高于美国的人均收入。在政治理念、教育、工业、及高科技方面，他为新加坡打造了全球都无法超越的景观。他对新加坡数百万人的生活的直接改善也不可估量。许多国家的体量虽远大于新加坡，但它们的领导人却总是在寻求李光耀的看法和建议。
所有这一切，并不是为了掩饰李光耀模式中的缺陷和矛盾。即使是李光耀最狂热的仰慕者，也会乐于承认他的缺陷和矛盾。李光耀在剑桥大学(Cambridge University)获得了双重一等荣誉学位(Starred Double First)。不过他决定在律师资格考试前放弃在伦敦的课程，最终律考获得了二等而通过。
上世纪60年代初，他一面在积极确保新加坡不会发生中国式共产主义革命，幕后却对新加坡秘密共产党员的隐秘领导人持默许态度。他还效仿在梵蒂冈见到的模式，打造新加坡的民主制度——这种模式下只有教皇提名的红衣主教才能被选为下任教皇。在提到与他关系最密切的人或最信任的人时，他曾说他们“烦人……说起话来沉闷单调、含混不清、照本宣科，一看就很无聊”。
作为总理，他还曾将政治反对派的人士弄到破产，或将其投入监
狱。他除了对新加坡充满信心，还在新加坡拥有极大的政治权力。但他过着十分简单的生活，不想被人赞颂或奉承。在谈论妇女问题、贫穷问题、以及受压迫者和当权者的关系问题时，他的讲话经常带着一种政治不正确的蔑视态度。然而，他为打造和谐而又和平国家的努力却超过了东南亚任何人。在这个国家里，所有种族都感觉深受欢迎。此外，李光耀还是妇女心目中最亲爱、最乐于奉献的丈夫。
李光耀打破了西方模式的唯一普世性，展示了一条独特道路，这也告诉了西方世界一个不得不接受的严酷事实真相，而正是这一点，让这个世界更加丰富多彩。
译者/何黎
（注：本文作者柯成兴（Danny Quah）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系和国际发展学系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访问教授，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本文责编 霍默静mojing.huo@ftchinese.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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