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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当初竟用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学”这类惨无人道的无聊标题-“Statistics of Economic Growth”

(Reprinted from China Development Society interview 16 January 2015)

【見地】反思:当初竟用了”经济增长和经济学”这类惨无人道的无聊标题

2015.01.16-CDS-Danny.Quah-ID-640

Danny Quah (柯成兴)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经济学教授,同时担任LSE科威特经济学于国际际发展教授。他从2006-2009年担任LSE经济系主任,于1986年荣获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早在采访柯教授前我们就已被他那丰富的阅历所折服:柯教授不仅在学术界名声赫赫,发表过众多具有影响力的论文,还在校内身兼数职,且有很多在公共机构任职及在公众媒体上发声的经历。对学术界不太了解的人可能认为大多数教授都很严肃冷淡,只专注和痴迷于自己的研究工作,其实却不然。柯教授就与我们印象里“古板”的研究者们不同——他风趣幽默,爱好广泛,对与其他各行各业的人交流学习也抱有极大的热忱。

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您做研究时的日常生活?

其实这个问题挺难回答的,主要是因为我的日常生活很多变。回想起我早期的研究生涯,那时候我有大量的时间和自由可以用来做研究,每天都至少能花上数小时探索各种各样的问题。现在我却发现时间越来越碎片化,能在办公室上花上一整个下午来做研究都变成了奢侈的事。由于时间越来越零碎,我外出时都会带着纸笔,以便能在例如等火车或等人这样短暂的时间里随手把想法记录下来。但我不觉得我现在的工作效率和以前相比有很大的差别,只是工作方式改变罢了。

么您觉得您以后会逐步放缓生活的节奏还是会越来越忙?

随着我身上承担的责任的日益增加,我觉得日后工作量减少的可能性应该是微乎其微。但由于我现在从事的每份工作对我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经历,所以其实我很难拒绝这些难能可贵的机会,于是最后发现任何项目我都想参与。回到先前关于我日常生活的问题,教课是日常工作中的一个主要部分。很多人其实不了解教授其实备课的时间往往比讲课的时间要多很多,每个教授采取的方式都不一样,我个人试图以最简单的方式呈现每一堂课,这其实并不简单(我不是在邀功!),所以我得花成倍的时间来做准备。

写过的很多研究论文被多次引用,也获得过诸多研究奖项。您觉得这些成就是您事业的巅峰吗?

有人曾和我说,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正面或负面的引用都是非常有益的,只要他们把我的名字写对就行(笑)。虽然听起来像个笑话,但是确保其他学者正确认知你的研究还是挺重要的。学者的职责是为了提高社会对某个课题的认识,如果为了提高自己的名气而去发表不正确的研究成果,那可能会对世界造成很大的伤害。但我承认,当我的研究能使其他学者对某个课题有更深的了解时,这给我带来的满足感是无以言表的。但我其实并不觉得这些是我职业生涯中最难忘的经历。恰恰相反,让我记忆最深的是一次相对负面的,却让人反思的经历。有一次我受邀向一群非经济专业的观众做演讲,我发现主办方以“经济增长和统计学”之类的题目来命名我的演讲。没错,我的课题的确与此相关,但我觉得应该没有比这听起来更加让人提不起兴趣的标题了——也是从那一刻起,我突然意识到我们学术界其实应该更加努力向大众解释我们的工作,让他们认识到我们的工作也是对他们的生活有实际应用的意义和价值的。

关于如何与大众沟通,您在一次TED演讲时提到您的一位朋友参加某著名媒体公司的采访,采访后的报导却与他在做采访时表达的观点完全不符。您怎样看待这个事件?

这的确很棘手。记得早期和数家西方媒体记者的交流,当我想协助他们准确地完成报导而要求过目他们的草稿时,他们回答中解释他们对“编辑自由”的理解:既然他们不会刻意做出对受访者不利的报导,受访者也就无权更改和控制他们的报导内容。据我了解有些媒体根本不会在发布报导前让你过目,我觉得这有点极端。在我看来,西方媒体与亚洲社会对“言论自由”和“编辑自由”的理解是非常不同的。当然,我觉得西方媒体这样的做法在某些情况下是非常管用的,比如揭发一些大型社会问题(如理查德尼克松当年执政时窃听政治对手这样的罪行)不过我觉得这样的做法也有可能造成很大的伤害,尤其是当他们报导亚洲时事时经常会传达带有误导性和带有偏见的信息。

让我们回到您事业起步的阶段,您是什么时候决定读博?又是为什么会选择读博呢?

回想起那个阶段, 那是既刺激又充满希望的, 但现在我倒希望有些事情能够有所改善。其实对我来说当初选择读博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我很想在大学里教书,而读博是唯一一个能让我完成心愿的途径。当时我非常清楚自己的目标,所以对我来说那个时期是美好的。我之所以希望有些方面能有所改善是因为如果只有这样一条路可以走向学术界,这样的系统其实并不理想,因为这很容易成就一个非常脆弱的体系(选择和路径太过单一)。我觉得08年的金融危机理应对现有的大学体系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促使大学体系提供更广泛的选择和路径给学生),但由于现在的很多学者对这样的冲击都很难做出相应的调整,他们已经习惯以标定的思路办事,我们很难看出现在的体系在经融危机后是否有改变。话说回来,对那些有兴趣参与研究工作的学生,读博依旧是唯一的途径,如果我劝他们试图选择其它的途径那我简直是在犯罪。

您在从事研究事业的工作中面对哪方面的挑战和困难?

当你抱着强烈表达自己想法的欲望时,你很可能面临的风险是你会开始产生全世界串通对付你的想法,因为你会迫切地想要向反对你观点的人证明自己是对的,即使已经有很多人支持你的观点,你会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对付反对你的人。另外,我觉得经济学是一个坏的专业,它坏在是一个男性主导的专业,我说的男性指导不是指这专业没有优秀的女性学者,而是指这专业的风气具有大男子主义的特色,很多学者在为人处事方面经常过于武断。

你在哈佛读博的时候有一个导师Thomas Sargent, 他在2011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之后你也通过网上向他致敬, 他对你的事业有什么样的影响?

最近, 我受邀为有兴趣研究金融危机后经济学的学者推荐一些书籍。我发现身边的很多人都在推荐一些非传统的书,这些书大部分都批评传统经济学,但我能想到的唯一一本书是Tom Sargent的书,这可能让很多人感到好奇,因为他不是一个批评传统经济学的学者。他所教我的是一种探讨问题的方式, 他也给予我一些专业工具, 例如时间数列和计量经济学的工具, 而他的书都提供这样的知识和技能。他很可能会反对我目前做的研究,例如关于中国失调和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他也许会觉得我这么做已经偏离了新古典经济学,但其实我觉得我是在推进他的思考方式。我觉得他最伟大的一点是他的学生都往截然不同的领域发展,而且估计这些学生很可能也会说他们都是在推进他的想法。我只能说他对我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采访/编辑:Cecillia,Harris)

2014.11.28-CDS-interview-Cecilia.Xu Harris.Tan DQ

下周我们会发布Danny Quah采访的下半段,他将分享他在研究事业中面对的挑战以及选择中国经济作为研究方向的原因。此外,他会给想要读博的学生们一些建议,有兴趣读博的学生们请继续关注[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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